金庸先生今天下午四点半离世。上星期去医院，我在床边用上海话向他述说世界时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为了查先生，最近我去大屿山的灵隐寺查访一位二十多年前结缘拯救过我的女法师，但她也不在了。

昨天还去医院看查先生，他在熟睡。他的面色很好。我以为他总还有几星期。今天下午接到消息，说他走的时候，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视频电话对他说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查良镛先生真是儒侠，三百年来，绝后空前。查先生，我们舍不得您。

金庸（1924——2018）：侠客笑傲江湖远

文丨特约评论员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2018年10月30日，金庸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清澈明静的天堂。烽烟弥漫的20世纪与激情洋溢的侠骨柔情，他留给了这个世界抗争黑暗的悲壮苍凉故事，在心灵间镂刻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金庸去了，武侠的时代也似乎随之结束！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没有英雄，文学就会给你想象英雄。金庸为孱弱的“东亚病夫”生产了壮美的武侠气度和令人心折的崇高景象：郭靖的至刚至坚、胡斐的一往无前、陈近南的大义凛然、洪七公的磊落胸襟与黄老邪的洁身自好……

然而，金庸小说之境界并不仅仅在于这种“侠之大者”的痛快淋漓，更在于隐伏在侠骨豪气里面的一种“小人物的悲哀”。令狐冲在绿竹巷那哭不完的心事与琴曲中孤寂的凄美、陈家洛悲悼忧郁的面容间蕴藏的世间悲苦、张无忌栖栖遑遑渺无前路的彷徨、杨过黯然销魂掌隐喻的绝望、韦小宝无所用心狡诈卑鄙中透露的灰心，以及义无反顾的小昭、嗒然落地的程灵素、英姿飒爽的霍青桐、偏执无着的岳灵珊……金庸并没有假情假意地给我们描述“伟人的江湖”，而是铺开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20世纪心灵地图。

在《天龙八部》中，大侠萧峰两军阵前自尽，曾经让我唏嘘不已也心扉震撼。原来在昏聩疯狂的历史中，既有袁崇焕砥砺奋进的美，也有袁承志独身自好的情。金庸小说终究不是道德文章的说教和圣人精神的自恋，而是“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勇气和“不动即不伤”的哀怨。阳光和黑暗总是界限分明线条简单，而“影子”的无处可去而必然要去的悲哀，才是20世纪——一个革命、激情和浪漫的时代里芸芸众生的素描。

不妨说，不是金庸去了，武侠的时代才结束了，而是金庸来时，就看到了一个武侠时代的结束。金庸小说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其揭示的英雄的豪气干云，而在于他写出来的我们每个人的无能为力。

细看其曾经叱咤风云的主人公，要么是萧峰一样的“真实死亡”，要么是以退隐的方式“象征死亡”，就连韦小宝也悄然离开，不知所终。金庸把苏东坡“江海寄余生”的闲情逸致，变成“小舟从此逝”的无语落幕。这不是“告别崇高”，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境遇的深刻了知：一方面是救济天下的英雄错觉，另一方面则是无力作为的卑微困窘。金庸小说中主人公的“死”或者“喻死”，不是为了制造悲剧，而是悲剧现世本身；不是为了批判，而是看到了批判者的孱弱；不是写知识分子“世间不平事乃以剑消之”的狂想，而是写这种狂想本身已经丧失了想象的土壤。

不妨说，时代无金庸，金庸有时代。

金庸不应该属于我们的时代。所以，他在小说里写了逍遥自在的桃花岛、忘情俗世的忘情谷、无人能会的活死人墓、一骑绝尘的大雪塞北与杳无音讯的东南小岛。金庸用桃花源的美丽，衬托无处私奔的精神绝境；用一去无消息的浩渺，渲染狡诈市侩的平生。

然而，金庸却写出了我们时代的内在精神史诗。无论怎样万千阻障和山高水长，依旧有执着坚定的信诺、至死方休的爱情、纯洁无瑕的友谊和一笑放下的洒脱。金庸小说最终的魅力，不是其英雄感人和心灵创伤，而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痴绝、不肯“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独立、于威严肃穆的权威面前嬉笑怒骂的脊梁和“不恋投来食”的尊严。

在一个实用主义当先、利己主义称霸的时期，金庸小说把曾经主宰人类从洪荒蛮远走到高楼大厦的“人的力量”，凸显在字里行间，刻写在我们眉宇之间。

金庸去了。生命是卑微脆弱的，也是辉煌和勇敢的。金庸小说把这种卑微底色的勇敢写了出来，在崇高里多了份苍凉，在苍凉里又平添几分刚毅！这是一个经历过战乱、动乱和爆炸式繁荣的人，写出来的那个世纪的逻辑，又是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自我。

在《鹿鼎记》后记里，金庸说，如果没有意外，就不再写武侠小说了，但是，生命中充满了意外。我一直期待这个“意外”，不想却等来一个武侠时代结束的今天。狂来说剑，怨去吹箫，金庸去了，但总有清凉明净的眼眸，照彻昏暗世道的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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